聂耳（1912～1935）：云南玉溪人。原名守信,字子义(亦作紫艺)。1933年开始为 、戏剧作曲。1933年，由田汉介绍加入 。1935年为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创作的主题歌——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后被定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。他开辟了中国 的道路，是 革命音乐先驱。1935年7月17日,在日本神奈川县滕泽市鹄沼海滨溺水身亡，年仅23岁。

云南会馆“北漂”，游遍天桥学艺

1932年8月11日12时30分，手提小提琴盒子的聂耳，随着摩肩接踵的人流，走出北平火车站，乘一辆洋车，来到宣武门外校场头条7号的云南会馆，住在会馆１号房间。

到达北平的当晚，年轻好动的聂耳就和同乡游览了中山公园，晚上10点才回到云南会馆。自此一发不可收拾，20多天里，他的脚步遍及北海、中南海、万牲园（今动物园）、香山……

聂耳不是来北平游览的，而是求学来了。到云南会馆的第3天，他就用破木板做了一个乐谱架，搁在箱子上面，放上琴谱，拉起了基础练习。小屋又黑又潮，蚊子很多，每天他的脸上、脖子上和手臂上，都有十来处蚊子叮咬的红痕。实在没有办法，他就到庭院的槐树下练琴。

9月中旬，聂耳报考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。在“党义”试题中，他写了《国难期中研究艺术的学生之责任》；在“国文试题”中，他写了《各自理想的精神之寄托》。充满抗日救亡思想的聂耳，他的答案自然不和国民党考官的胃口，结果名落孙山。

但聂耳没有灰心，他找到在北平的俄国著名提琴教授、曾经教过冼星海的托洛夫学习。由于聂耳实在负不起高昂的学费，只上了四次课，就退学了。告别的时候，托洛夫惋惜地对聂耳说：“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，你将来的提琴会拉得不错的。”

除了学习小提琴外，聂耳还几次到天桥，去听民间艺人的演唱，观看富连成班的演出。在天桥“充满了工人们、车夫、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”的环境中, 聂耳聆听劳动者的心声。他从下层苦难艺人身上吸收营养，丰富自己的艺术积累。普通北平老百姓誓死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，深深地感染了聂耳，让他振奋，给他激情。

十字街头演出，宣传抗日救亡

在北平期间，经上海剧联的介绍,聂耳结识了北平许多左翼戏剧家和音乐家，积极参与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演出活动，宣传抗日救亡，成为北平剧联的活跃分子。

1932年10月28日晚，聂耳与北平剧联的领导宋之的、于伶等人，参加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演出。

清华大礼堂内，挤满了学生，气氛热烈，群情激昂。在老志诚的钢琴伴奏下，聂耳用小提琴拉起《国际歌》。《国际歌》的旋律，吓坏了晚会的主持人。他赶忙把聂耳拉回幕后，请他不要演奏这样的曲子。当聂耳重新回到舞台上时，《国际歌》雄浑有力的旋律又在礼堂中回响，所有的人都激动地站立起来，悲壮的乐曲冲出礼堂，飞向天穹。

在北平的十字街头，聂耳唱起曲调委婉的云南民歌。歌声使过往的行人停下了脚步，人越聚越多。这时，只见一个东北老大娘，衣衫褴褛，坐在地上呼天抢地地哭起来。边哭边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。哀怨凄惨的哭声，使在场的中国人怒火满腔。突然，一个身着长衫、留着小胡子的“汉奸”，追逐一个中国姑娘。观看的人们再也无法沉默，“打倒日本鬼子！”“打倒汉奸”的口号声响成一片。原来，这是聂耳和剧联的同志们上演的街头活报剧。等到国民党警察闻讯赶来，大家一哄而散，又到下一个街头演出去了。

和北平剧联同志们一起战斗，使聂耳政治上进步很快，越来越成熟了。他向剧联领导于伶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。北平剧联地下党组织认为：聂耳已基本具备了入党条件。但考虑到他在北平没有固定职业,将很快离开北平回到上海,就没有为他办理入党手续。

11月的北平，已是寒风呼啸、雪花纷飞，聂耳的寒衣还在上海的当铺里。11月6日，云南老乡为他凑齐了路费，聂耳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北平。

虽然聂耳在北平只住了3个多月，但他的生命经受了一次洗礼。他把“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，汇注入巨流的界堤。”

上海风云儿女，创作不朽旋律

聂耳离开北平时,于伶让他带给上海剧联党组织三份材料：一是北平剧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；二是聂耳的入党申请及党组织的意见；三是聂耳在北平工作情况的介绍。

1933年初，经田汉介绍，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“电通”公司请田汉写一个电影剧本。田汉先交了个剧本梗概，“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，约十余页”，名叫《的再生》。1935年2月，田汉不幸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。“电通”公司为了尽快开拍，决定请人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。征得田汉同意，影片改名《风云儿女》。

电影的主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田汉就“写在稿纸最后一页”，原来准备把主题歌写得比较长，因为没有时间，写完两节就丢下了，之后他就被捕了。

1935年4月，传来了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。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个年轻有为的战士，批准让他先到日本暂避一个时期后，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。

正准备去日本的聂耳，得知《风云儿女》有首主题歌要写，就主动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，表示到日本以后，歌谱稿会尽快寄回上海，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。

聂耳很快就从日本寄回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谱，由贺绿汀请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乐曲指挥、苏联作曲家阿龙·阿甫夏洛莫夫配器，不久就在影片《风云儿女》中使用了。

不幸的是，《风云儿女》上映前后，1935年7月17日，聂耳在日本滕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。他没有看到电影《风云儿女》，也没有听到合成后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
用年轻生命谱写，传遍全球的旋律

随着电影的公映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很快传遍了全球。1936年,被迫流亡国外的刘良模把这首歌带到了美国。著名黑人歌王保罗·罗伯逊最早在美国演唱了这首歌,并灌制了唱片,将它改名为《起来》。从此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也在国外唱响了。

陶行知先生在埃及金字塔下，听人唱起过这支令人热血沸腾的歌；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，也曾经看见过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，边骑自行车边吹口哨，吹的就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
聂耳的生命在23岁就画上了休止符。但是，他的生命又是永恒的，聂耳的生命已经融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中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，响彻华夏大地，激励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，最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。